“文化产业是为社会提供包含符号、价值、意义与社会规范的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行为的集合”。[1]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黄金产业”和“绿色产业”，业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识。文化产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巨大的经济潜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备了文化的特性，其文化性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显而易见，文化产业同时具备了文化和经济的特性，且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我们把文化产业的经济性置于人类学文化的视野下，进一步挖掘和扩展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使其文化的一面进一步彰显，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蓄后劲、增强力，同时要认识到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会反哺其文化价值，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展演和蜕变成符合当下人们审美的记忆和符号。 青海省历史悠久而民族众多，是多民族文化的汇集地和融合带，形成了独特的风土民俗和地域文化。省内地域广大、山川神秘秀美，青藏高原所特有的自然风貌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让外界向往着迷的神秘气息和探索动机。这些都构成了青海省发展文化产业极为宝贵的资源优势，而且文化产业具备高收益、低消耗和低污染的特点，在青海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开拓空间。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青海特色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缺乏市场整合能力和竞争力。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深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文化产业对青海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文化产业已经由初始的新兴服务性产业向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型产业迈进，文化产业成为青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点产业之一。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如何促进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提升青海省自我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目前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难题。 一、青海特色文化产业现状 （一）研究现状 对于青海省这个经济欠发达、文化资源丰富的多民族地区而言，文化产业无疑会成为其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如云南省业已形成国内作为文旅产业发展典范的“云南模式”“云南现象”，相比之下，青海省建设文化产业大省、旅游大省的自觉和行动都未免显得滞后和迟钝。同样在学术研究领域，专门针对青海文化产业的研究在篇数和深入度上都较为欠缺。截至2019年9月，在知网上能搜集到相关青海文化产业的学术论文共61篇（见图1），从数量上远远少于西部其他省市区相关文化产业的研究（见图2），且大多是像马陶然的《借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进青海文化产业发展》[2]，罗赟敏的《青海省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融合关系研究》[3]，王艺霖、赵治中的《青海省文化产业研究现状综述》[4]，王琼瑶《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探析》[5]，马进虎、胡芳等《青海文化产业构建研究》[6]，崔永红等的《关于发展青海文化产业的思考》[7]等篇幅上较短小的文章，还有一些本地银行的课题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调研。还没有专门的关于青海文化产业的学术论著。可以这样说，关于青海特色文化产业，目前还没有较为深入和全面地研究。 图1 知网上相关青海省文化产业的论文数量 图2 知网上相关西部各省区文化产业的论文数量 （二）青海特色文化产业的现状及模式 1.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长期以来，青海省受地理环境、交通人文等因素制约，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文化产业起步晚且基础薄弱。但从近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看，青海省文化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文化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旅游消费开始走向大众化、常态化、多样化，实现了井喷式增长。据文化旅游部门统计，截至2018年，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达2870家，纳入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达62家，已培育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70家。全省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旅游产业人员达106万人，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文化和旅游产业在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改变农牧民精神面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8]文化产业营业收入达到43.7亿元，比上年增长20%。截至2019年底，黄南藏族自治州已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4个，确定非遗示范户128家，开办非遗综合传习中心47个。全州热贡文化旅游企业达到477家，从事文化产业人数达4.17万人。 2.文化产业与旅游扶贫融合发展 众所周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旅游的追逐，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日益紧密。“没有发达的文化产业，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一定就有发达的旅游业;而发达的旅游业，势必要求有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基础支撑，否则旅游业的长足发展难以为继，文化产业自身也将因为缺乏旅游业的补充而大失逊色。”[9]近年来青海省文化产业呈现出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截至2018年，“青海省接待国内外游客4204.3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66.3亿元，分别增长20%和22.8%。其中，共有A级旅游景区110家，星级饭店479家，旅行社437家，旅游客运企业39家，各类旅游车辆增长到1899台，旅游商品展销店增长到107家。其中旅游人次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全省自驾游车辆增长到174万辆，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首选目的地。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蚂蜂窝网站发布的大数据平台监测数据表明，游客对青海旅游的关注度达到346%，位列西北之首。热贡文化、格萨尔文化（果洛）、藏族文化（玉树）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新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增长极”。[10]2019年青海省旅游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从旅游人数到旅游收入都增长显著（见表1）。 表1 2019年1—11月青海省省旅游业主要数据[11]指标 1-11月 累计增速（%）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4990.66 20.5国内旅客（万人次） 4983.42 20.5入境旅客（人次） 72446 5.8旅游总收入（亿元） 552.64 20.0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550.13 20.1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3785.09 -0.6 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不仅为青海省经济注入了新鲜活力，而且还惠及到了普通老百姓，通过开办乡村旅游农家乐、乡村旅游扶贫点等方式，使他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近年来，青海省“实施乡村旅游产业扶贫项目250个，培育乡村旅游示范点40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8个，示范点15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10个，中国乡村旅游创客基地3处，全省乡村旅游接待点3241家。黄南藏族自治州成为首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祁连县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12]。 3.“非遗+旅游”的文化产业模式 “非遗”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及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类社会或群体乃至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民族精神的承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非遗”和旅游对文化的认同追求为两者融合提供了市场空间和价值基础。[13]“非遗”先天具有市场基因，它们从诞生起就在千百年的创造、生产和销售中，借助商业的力量流传至今。经过长期的探索发展，青海省文化产业发展整体呈现出“非遗+旅游”融合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据统计，青海省共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项（热贡艺术、花儿、黄南藏戏、格萨尔、河湟皮影戏、藏医药浴法），国家级非遗名录73项，省级非遗名录253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317名。有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画院、互助土族文化传播公司等5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循化圣驼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等27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和热贡龙树画苑等7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工作已成为青海省文化建设的新亮点，在促进文化名省建设、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4]如海东市互助县充分利用土族盘绣、酩馏酒等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省级非遗项目，大力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邀请家庭经济贫困的民间艺人和传承人活态展示非遗文化，在实现了非遗保护、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贫困群众的经济收入。同时，在5A级景区土族故土园内开办土族民间酿酒坊、土族特产销售中心，非常有效地带动了酩馏酒、青稞酒、特色手工艺品的销售，激发了互助旅游业发展的市场活力，形成了“非遗+旅游、传承+就业”良性链接的非遗传承模式。 4.“非遗+扶贫”的文化产业模式 大部分“非遗”的传承者在农村，随着青海省文化产业与“非遗”工作的紧密结合，文化企业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链条，将文化产业的实际劳动者最终落脚到农户上。这样很多农户通过加入这个文化产业生产链成为了一名制造者，也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到新的生存技艺和方式，实现脱贫和自我发展。如互助县深入挖掘土族盘绣产业的发展潜力，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在五十镇班彦村建成盘绣产业基地，确定盘绣产业户145户（其中贫困户71户），并对绣户进行了订单式培训；采用“互联网+”模式，在五十镇、丹麻镇索卜滩村和桦林村成立土族盘绣“妈妈制造”合作社，以“唯品会”订单形式进行线上销售，拓宽了网上销售渠道；采用“公司+基地+贫困户+市场+能人”的发展模式，由索隆姑刺绣公司在东沟乡、五十镇、丹麻镇、南门峡镇4个乡镇建立了5个盘绣产业基地，为200多名土族妇女提供技术培训及土族盘绣原料，交由她们加工后投入到旅游市场，为广大贫困家庭妇女搭建了一条足不出户增收致富的新途径；注重人才培训形成发展后劲，采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在清华大学、广州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组织民间盘绣艺人参加培训10期，参加培训人数达430人；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和“三区”工作，在各民族乡镇举办盘绣培训18期，培训人数达2000人次，有效提升了盘绣技艺者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全县以互助金盘绣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盘绣产业公司达到8家，个体户13家，从事盘绣手工技艺的绣户1100户，长期接受订单制作的农户535户，共接收金盘绣、“妈妈制造”“唯品会”订单7048件，收入27.84万元，人均增收1800元。[15]在同仁县吾屯村，更是“家家有画室，户户有画师”，几乎每家每户都在从事唐卡绘画，每家都有唐卡艺人，唐卡收益成为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二、人类学视野下的青海特色文化产业 （一）作为“记忆”的文化产业 “对于文化产业而言，产业化是其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文化才是其发展的实质内容，通过产业化的发展，提供给大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中蕴含的文化因素才是最主要的。”[16]而文化正是一个社会群体或者说国家、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关于这个群体记忆的总和。“一个社会群体，不管是民族、族群、宗族，往往都需要与个人一样，借助文化符号或者仪式来形成记忆能力。”[17]如盘绣是土族所独有的传统刺绣，土族少女一般从年幼时就跟随母亲或者女性长辈学习刺绣，在出嫁以前要完成各种成品的嫁衣、配饰、鞋袜等，作为自己的嫁妆，展示自己女红卓越、心灵手巧，并要将部分绣品赠送给婆家的亲戚或朋友。待到婚后有了女儿，她们又会像当初自己的母亲那样，将这种刺绣技艺悉心传授给女儿，代代相传下去。可以说，盘绣是一种手工技艺，更是一种关于母亲的记忆，是一代代口耳相传、手把手教授传承下来的具有温情的群体记忆。据笔者调研得知，互助县班彦新村现有已婚妇女193人，年轻妇女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帮忙打理家庭事务。老年妇女留守在家，几乎人人会做盘绣，除操持家务带孩子外，还做盘绣以贴补家用。土族金盘绣公司接到订单后把绣线、样图分发到各位绣娘手里，她们在盘绣园开园时按时按点去“上班”，坐在盘绣园里绣，会得到一定的“坐班津贴”。若盘绣园不开园则在路边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做活计，按照样图在规定时间内绣好后，公司上门收购。土族盘绣看似简单，实则工序复杂耗时，一个普通的太阳花通常要绣一个星期，复杂的图案要耗时一月。即使是这样，他们并没有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因为这正是关于族群的记忆。当这种族群记忆打烙在工艺产品上，就使得工艺产品具备了文化的特性，具备了商品得以长期留存的文化价值和内生动力，增加了商品流通和交换的文化附加值。 （二）作为“符号”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就是符号的精神价值被激活时得到的文化附加值。”[18]“文化产品虽然有一定的物质载体，但其特有的符号性与精神性才是吸引受众的关键。”[19]文化受众消费文化产品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工艺品或者看一场歌舞表演等物质性的享受，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某种情感需求，得到精神的慰藉。可以说，文化产业作为符号，是民族文化较为直观地外化表现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建构、展演，逐渐成为蕴含着民族特有审美文化和世界观的表意符号。换句话说，文化产品或文化产业作为表意符号，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沟通外在与人的心灵世界，达到精神上的互动与共鸣。例如，“唐卡是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宗教艺术形式，它长期以来广泛流传于藏域的各个地区，并且深受藏族同胞的喜爱与推崇。”[20]藏族宗教文化的很多方面在唐卡画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唐卡已成为藏族文化的一种符号表达。唐卡实际上一个庞大的符号象征体系。“藏族人民生活在完全受藏传佛教影响、教化的世界当中，其思想观念完全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厚影响，而作为表现藏族人民世界观的绘画——唐卡也蕴含着藏族人民的宇宙观。唐卡所体现出来的不同菩萨、大师、法王、度母、天女、动植物等，其实都是在藏族人民所认可的宇宙象征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图像化的，这些图案大部分为藏汉古文化的传统装饰图案或者是尊崇为吉祥物图案，都有其第二语言即新的含义，它们把人们的理想、向往寄托或借托于大自然，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慰，由此形成的潜意识文化久久流传，并普及在民族文化中。”[21]在热贡地区，佛教信教群众几乎家家户户有唐卡，唐卡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慰藉心灵的精神食粮，也是画师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艺。如今唐卡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是热贡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唐卡文化产业已成为热贡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在一定的社区内，唐卡这种精神符号已经组成柯林斯所说“互动仪式链”，即经由具体情境中个人之间的不断接触而延伸，形成了人际交往的链条，构成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基础的一部分。 （三）作为“技艺”的文化产业 前文已讲到文化产业具有双重性，即文化性和精神性。换句话说，文化产业既是历史记忆，也是谋生技艺，以记忆传承技艺，以技艺延续记忆，二者相辅相成。如青绣是青海各民族民间传统刺绣产品的总称，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已成为象征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用共享的重要文化符号。[22]青绣“针法繁多，色彩艳丽，风格古朴，应用广泛，是青海各族妇女世世代代传承的民间手工艺。其中土族盘绣、湟中堆绣、贵南藏绣等先后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极大推动潜力”。[23]在当前形势下，青绣作为一种传统技艺，已成为手工技艺者发家致富、自我发展的路径和抓手，而青绣产业业已成为青海重要的文化产业之一。 2019年8月5日，青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研究“青绣”产业发展工作，会上省委省政府领导提出“让‘青绣’品牌成为展示青海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和特色文化的窗口”“成为广大农牧区妇女巧手脱贫的重要途径”“通过外交部青海全球推介活动等宣传推介‘青绣’品牌”等重要要求。同年9月，青海省政协召开“青海传统民族刺绣的传承发展”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青绣”品牌的打造和提升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在各方努力下，“青绣”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青海省刺绣行业协会成立，对推动青海刺绣行业自我管理、行业自律、行业交流，实现青海刺绣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二是刺绣企业初具规模，形成特色。西宁湟中马莲花、海东南凉日月、青海古驿，互助素隆姑和金盘绣、循化圣驼、民和银龙，海南布绣嘎玛、五彩藏绣，海北门源红梅民族刺绣等企业，形成家庭式作坊、刺绣公司＋农户、刺绣协会＋农户等发展业态，呈现出相融互动、相得益彰的新局面。三是‘青绣’产业助推脱贫效能显现。2016年以来，全省各地举办各类青绣培训班94期，培训绣工7380余人次。截至2019年8月，全省已建设扶贫车间311个，其中刺绣车间57个，解决了近4000名绣娘的就业岗位，人均收人达到1.5万元以上。”[24]如互助县建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的“盘绣园”，建成扶贫产业园“盘绣”创意产品展示平台，吸引并扶持贫困妇女就业创收，金盘绣公司吸纳的208户建档立卡贫困绣户直接受益；素隆姑公司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为固定绣户，辐射带动全县1000名绣娘，人均月增收1800元以上；民和银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加强对当地妇女的培训，吸纳当地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就地就业，从业人员人均月收人达到2000-3000元。“四是部分绣娘传承能力增强，眼界视野和综合能力不断拓宽，对外交流传播能力得到加强。青海依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州工艺美术学院举办刺绣传承人群培训班，进一步增强刺绣传承人群的传承和实践能力。五是开展刺绣宣传展演，推介青绣品牌，提升了青海刺绣产品的知名度。少量青绣产品打开国外市场，远销日本、东南亚、欧美，深受国外友人欢迎。青海已举办‘民族团结进步’青海刺绣大赛暨精品大展系列活动，展示了‘青绣’的独特价值与无穷魅力，彰显了‘青绣’艺术价值。”[25]由此可见，青绣作为一种技艺，不但延续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不断强化着族群认同和凝聚力，而且成为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经济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人类学视野下青海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相结合 文化产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把文化推向市场，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产业文化化是经济社会持续的根本保证，因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社会越发展，经济越发达，文化的作用越突出。”[26]对于青海这个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经济社会滞后的省份而言，发展当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那么推进文化向着产业化方向迈进，与此同时保持产业的文化化特点，是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青海文化是西部少数民族汇集起来的文化。世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等，其中土族和撒拉族为青海所独有，是一个民族文化氛围异常浓厚的省份。如高超的手工油塑艺术——塔尔寺酥油花、热贡六月会——虔诚的人们奉献自己的肉体和鲜血取悦山神、充满神秘色彩的舍布齐岩画艺术讲述着高原先民们生活的故事、在高原湖泊青海湖畔或在王洛宾歌声飘过的金银滩夜幕降临时欢腾的锅庄舞、河湟回族的“熬茶”和“三泡台”、土族於菟、黄南藏戏、和日石刻技艺、土族婚礼和宴席曲、独特的青稞酒酿造工艺等，这些都是一道道亮丽的青海文化风情线，具有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巨大潜力。在现阶段，青海文化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但从全国范围内看，真正做大做强的文化产业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如青稞酒文化产业、热贡文化产业、土族风情园等，其他的多是小范围的闭门造车且没有形成规模。因此，不遗余力地推进青海文化的产业化，是当前青海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中之重。 另外，青海省要想在文化产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并持续发展，必须立足文化战略，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即推进产业的文化化建设。没有文化牌，文化产业便没有了灵魂和生命力，即便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在竞争中走向衰落。产业文化化，顾名思义就是要挖掘产业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创意手段，不断提升产业的文化品位和时代适应性，以保持产业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换句话说，我们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只要通过用心的文化创意，就可以把它包装成气质独特、特立独行的文化产品，也许不是美轮美奂，但胜在有内涵且独一无二。民族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更需借助创意活动，使其超越原本的价值，从而衍生出巨大的文化创意附加价值，一些景点比较单调，可提升其文化内涵，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一些歌舞表演也可通过创意设计，提升表演的意境和文化价值。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产业与旅游扶贫融合发展 青海省诸多区域处在古丝绸之路的沿线，是一个多民族文化汇集交融的民族走廊，可以说具备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天时”和“地利”。不仅如此，青海省汇集了我国众多的穆斯林人口，其与中亚的穆斯林民族有文化、宗教信仰上的亲近感，他们“沟通民心、以文化人的作用不可小觑”。[27]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好时机，青海省要深入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内涵，“按照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部署，依托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调动各方力量，推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28]众所周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旅游的追逐，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日益紧密。云南省近些年无论是致力于已经较为成熟旅游业的持续繁荣，还是大力发展新兴的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效，特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进入了融合共赢的发展阶段。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青海省应立足本土资源，以文化建设为契机，以文化深化旅游业，以旅游业促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对于青海贫困地区而言，要充分发挥特色文化产业在脱贫攻坚战略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依托其民族特色文化、乡土文化以及“非遗”文化，鼓励贫困人口参与民族手工艺品的制作、参与到民间演出和乡村文化旅游的事业中；另一方面要通过相关可操作性的创业帮扶、技能培训等途径，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进一步激发贫困民众脱贫致富的志气和聪明才智，引导他们走向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脱贫路径。 （三）特色文化产业区域联动和聚集 “区域文化产业往往是在具有文化相关性的区域基础上形成的。它体现为独特性、客观性、主观性、不平衡性和层次性的特点。”[29]一方面，跳出青海看，青海毗连西藏、甘肃、新疆和四川等省区，兼具地域民族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和互动性的双重特点。“一定区域的人们对区域内或其它区域文化产业的消费需求是建立在上述独特性和互动性的基础之上的。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要突出青海省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风格与特点，也要有效整合利用毗连省区的文化资源，发展与毗连省区文化产业的互动，发挥区域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整体优势，培养具有差异性与互补性的文化产业，将区域优势文化资源发展成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资源，形成‘大一体’和‘小特优’的文化产业区域联动发展模式。”[30]另一方面，从青海省内部看，2018年1月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发展规划及行动计划（2018—2025）》，提出以“一核引领，两区联动，五带辐射”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宁市作为青海省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引领，以河湟文化和昆仑文化形成区域性联动，辐射到地方各州县。如今西宁的湟中区鲁沙尔镇、城南新区、海湖新区、生物园区等地区已经形成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和丝绸之路人文交流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刺绣、堆绣、石艺画等产品受旅游市场青睐，形成了河湟文化产业集聚区。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尖扎、泽库等地的唐卡、泥塑、堆绣、石雕等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形成了热贡文化产业集聚区。但从整体上看，从长远看，青海省内没有被挖掘出来的文化资源、没有被开发的文化产业、没有被做大强做强的文化品牌还有很多，即使与西北五省相比，西宁市作为多元文化融汇的城市品牌还没有显著形成，昆仑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较为缓慢……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青海省既要充分利用与毗邻省区的文化产业互动，也要突出本省文化的特点和优势，实现特色文化产业区域联动和聚集。 结 语 文化产业是一种绿色环保、附加值高、利于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可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的可持续新兴产业，被公认为是“21 世纪的朝阳产业、黄金产业、绿色产业”和“21 世纪的最后一块暴利蛋糕”。青海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资源和地理优势不言而喻，但从总体上看其民族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布局分散且不成规模，多数是小县城、小范围内的闭门造车，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品牌和知名度。当前，“一带一路”的倡议是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无论是土族文化，还是穆斯林文化、藏族文化，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道道亮丽风景和彩色名片，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社会发展的生生不息的源泉。我们要抓住时代赋予的新机遇，加强对地缘相近、文脉相承区域的特色文化产业的统筹协调，将过往零散分布的各个县城的文化产业整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特色文化旅游区域、特色文化产业间的合作机制，盘活西北地区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全力打造一条以文化促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带、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 [1]马翀炜，晏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产业[J].思想战线，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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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是为社会提供包含符号、价值、意义与社会规范的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行为的集合”。[1]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黄金产业”和“绿色产业”，业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识。文化产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巨大的经济潜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备了文化的特性，其文化性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显而易见，文化产业同时具备了文化和经济的特性，且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我们把文化产业的经济性置于人类学文化的视野下，进一步挖掘和扩展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使其文化的一面进一步彰显，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蓄后劲、增强力，同时要认识到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会反哺其文化价值，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展演和蜕变成符合当下人们审美的记忆和符号。青海省历史悠久而民族众多，是多民族文化的汇集地和融合带，形成了独特的风土民俗和地域文化。省内地域广大、山川神秘秀美，青藏高原所特有的自然风貌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让外界向往着迷的神秘气息和探索动机。这些都构成了青海省发展文化产业极为宝贵的资源优势，而且文化产业具备高收益、低消耗和低污染的特点，在青海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开拓空间。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青海特色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缺乏市场整合能力和竞争力。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深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文化产业对青海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文化产业已经由初始的新兴服务性产业向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型产业迈进，文化产业成为青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点产业之一。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如何促进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提升青海省自我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目前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难题。一、青海特色文化产业现状（一）研究现状对于青海省这个经济欠发达、文化资源丰富的多民族地区而言，文化产业无疑会成为其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如云南省业已形成国内作为文旅产业发展典范的“云南模式”“云南现象”，相比之下，青海省建设文化产业大省、旅游大省的自觉和行动都未免显得滞后和迟钝。同样在学术研究领域，专门针对青海文化产业的研究在篇数和深入度上都较为欠缺。截至2019年9月，在知网上能搜集到相关青海文化产业的学术论文共61篇（见图1），从数量上远远少于西部其他省市区相关文化产业的研究（见图2），且大多是像马陶然的《借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进青海文化产业发展》[2]，罗赟敏的《青海省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融合关系研究》[3]，王艺霖、赵治中的《青海省文化产业研究现状综述》[4]，王琼瑶《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探析》[5]，马进虎、胡芳等《青海文化产业构建研究》[6]，崔永红等的《关于发展青海文化产业的思考》[7]等篇幅上较短小的文章，还有一些本地银行的课题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调研。还没有专门的关于青海文化产业的学术论著。可以这样说，关于青海特色文化产业，目前还没有较为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图1 知网上相关青海省文化产业的论文数量图2 知网上相关西部各省区文化产业的论文数量（二）青海特色文化产业的现状及模式1.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长期以来，青海省受地理环境、交通人文等因素制约，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文化产业起步晚且基础薄弱。但从近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看，青海省文化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文化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旅游消费开始走向大众化、常态化、多样化，实现了井喷式增长。据文化旅游部门统计，截至2018年，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达2870家，纳入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达62家，已培育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70家。全省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旅游产业人员达106万人，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文化和旅游产业在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改变农牧民精神面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8]文化产业营业收入达到43.7亿元，比上年增长20%。截至2019年底，黄南藏族自治州已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4个，确定非遗示范户128家，开办非遗综合传习中心47个。全州热贡文化旅游企业达到477家，从事文化产业人数达4.17万人。2.文化产业与旅游扶贫融合发展众所周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旅游的追逐，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日益紧密。“没有发达的文化产业，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一定就有发达的旅游业;而发达的旅游业，势必要求有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基础支撑，否则旅游业的长足发展难以为继，文化产业自身也将因为缺乏旅游业的补充而大失逊色。”[9]近年来青海省文化产业呈现出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截至2018年，“青海省接待国内外游客4204.3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66.3亿元，分别增长20%和22.8%。其中，共有A级旅游景区110家，星级饭店479家，旅行社437家，旅游客运企业39家，各类旅游车辆增长到1899台，旅游商品展销店增长到107家。其中旅游人次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全省自驾游车辆增长到174万辆，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首选目的地。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蚂蜂窝网站发布的大数据平台监测数据表明，游客对青海旅游的关注度达到346%，位列西北之首。热贡文化、格萨尔文化（果洛）、藏族文化（玉树）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新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增长极”。[10]2019年青海省旅游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从旅游人数到旅游收入都增长显著（见表1）。表1 2019年1—11月青海省省旅游业主要数据[11]指标 1-11月 累计增速（%）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4990.66 20.5国内旅客（万人次） 4983.42 20.5入境旅客（人次） 72446 5.8旅游总收入（亿元） 552.64 20.0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550.13 20.1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3785.09 -0.6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不仅为青海省经济注入了新鲜活力，而且还惠及到了普通老百姓，通过开办乡村旅游农家乐、乡村旅游扶贫点等方式，使他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近年来，青海省“实施乡村旅游产业扶贫项目250个，培育乡村旅游示范点40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8个，示范点15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10个，中国乡村旅游创客基地3处，全省乡村旅游接待点3241家。黄南藏族自治州成为首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祁连县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12]。3.“非遗+旅游”的文化产业模式“非遗”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及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类社会或群体乃至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民族精神的承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非遗”和旅游对文化的认同追求为两者融合提供了市场空间和价值基础。[13]“非遗”先天具有市场基因，它们从诞生起就在千百年的创造、生产和销售中，借助商业的力量流传至今。经过长期的探索发展，青海省文化产业发展整体呈现出“非遗+旅游”融合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据统计，青海省共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项（热贡艺术、花儿、黄南藏戏、格萨尔、河湟皮影戏、藏医药浴法），国家级非遗名录73项，省级非遗名录253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317名。有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画院、互助土族文化传播公司等5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循化圣驼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等27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和热贡龙树画苑等7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工作已成为青海省文化建设的新亮点，在促进文化名省建设、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4]如海东市互助县充分利用土族盘绣、酩馏酒等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省级非遗项目，大力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邀请家庭经济贫困的民间艺人和传承人活态展示非遗文化，在实现了非遗保护、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贫困群众的经济收入。同时，在5A级景区土族故土园内开办土族民间酿酒坊、土族特产销售中心，非常有效地带动了酩馏酒、青稞酒、特色手工艺品的销售，激发了互助旅游业发展的市场活力，形成了“非遗+旅游、传承+就业”良性链接的非遗传承模式。4.“非遗+扶贫”的文化产业模式大部分“非遗”的传承者在农村，随着青海省文化产业与“非遗”工作的紧密结合，文化企业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链条，将文化产业的实际劳动者最终落脚到农户上。这样很多农户通过加入这个文化产业生产链成为了一名制造者，也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到新的生存技艺和方式，实现脱贫和自我发展。如互助县深入挖掘土族盘绣产业的发展潜力，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在五十镇班彦村建成盘绣产业基地，确定盘绣产业户145户（其中贫困户71户），并对绣户进行了订单式培训；采用“互联网+”模式，在五十镇、丹麻镇索卜滩村和桦林村成立土族盘绣“妈妈制造”合作社，以“唯品会”订单形式进行线上销售，拓宽了网上销售渠道；采用“公司+基地+贫困户+市场+能人”的发展模式，由索隆姑刺绣公司在东沟乡、五十镇、丹麻镇、南门峡镇4个乡镇建立了5个盘绣产业基地，为200多名土族妇女提供技术培训及土族盘绣原料，交由她们加工后投入到旅游市场，为广大贫困家庭妇女搭建了一条足不出户增收致富的新途径；注重人才培训形成发展后劲，采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在清华大学、广州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组织民间盘绣艺人参加培训10期，参加培训人数达430人；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和“三区”工作，在各民族乡镇举办盘绣培训18期，培训人数达2000人次，有效提升了盘绣技艺者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全县以互助金盘绣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盘绣产业公司达到8家，个体户13家，从事盘绣手工技艺的绣户1100户，长期接受订单制作的农户535户，共接收金盘绣、“妈妈制造”“唯品会”订单7048件，收入27.84万元，人均增收1800元。[15]在同仁县吾屯村，更是“家家有画室，户户有画师”，几乎每家每户都在从事唐卡绘画，每家都有唐卡艺人，唐卡收益成为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二、人类学视野下的青海特色文化产业（一）作为“记忆”的文化产业“对于文化产业而言，产业化是其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文化才是其发展的实质内容，通过产业化的发展，提供给大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中蕴含的文化因素才是最主要的。”[16]而文化正是一个社会群体或者说国家、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关于这个群体记忆的总和。“一个社会群体，不管是民族、族群、宗族，往往都需要与个人一样，借助文化符号或者仪式来形成记忆能力。”[17]如盘绣是土族所独有的传统刺绣，土族少女一般从年幼时就跟随母亲或者女性长辈学习刺绣，在出嫁以前要完成各种成品的嫁衣、配饰、鞋袜等，作为自己的嫁妆，展示自己女红卓越、心灵手巧，并要将部分绣品赠送给婆家的亲戚或朋友。待到婚后有了女儿，她们又会像当初自己的母亲那样，将这种刺绣技艺悉心传授给女儿，代代相传下去。可以说，盘绣是一种手工技艺，更是一种关于母亲的记忆，是一代代口耳相传、手把手教授传承下来的具有温情的群体记忆。据笔者调研得知，互助县班彦新村现有已婚妇女193人，年轻妇女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帮忙打理家庭事务。老年妇女留守在家，几乎人人会做盘绣，除操持家务带孩子外，还做盘绣以贴补家用。土族金盘绣公司接到订单后把绣线、样图分发到各位绣娘手里，她们在盘绣园开园时按时按点去“上班”，坐在盘绣园里绣，会得到一定的“坐班津贴”。若盘绣园不开园则在路边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做活计，按照样图在规定时间内绣好后，公司上门收购。土族盘绣看似简单，实则工序复杂耗时，一个普通的太阳花通常要绣一个星期，复杂的图案要耗时一月。即使是这样，他们并没有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因为这正是关于族群的记忆。当这种族群记忆打烙在工艺产品上，就使得工艺产品具备了文化的特性，具备了商品得以长期留存的文化价值和内生动力，增加了商品流通和交换的文化附加值。（二）作为“符号”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就是符号的精神价值被激活时得到的文化附加值。”[18]“文化产品虽然有一定的物质载体，但其特有的符号性与精神性才是吸引受众的关键。”[19]文化受众消费文化产品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工艺品或者看一场歌舞表演等物质性的享受，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某种情感需求，得到精神的慰藉。可以说，文化产业作为符号，是民族文化较为直观地外化表现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建构、展演，逐渐成为蕴含着民族特有审美文化和世界观的表意符号。换句话说，文化产品或文化产业作为表意符号，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沟通外在与人的心灵世界，达到精神上的互动与共鸣。例如，“唐卡是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宗教艺术形式，它长期以来广泛流传于藏域的各个地区，并且深受藏族同胞的喜爱与推崇。”[20]藏族宗教文化的很多方面在唐卡画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唐卡已成为藏族文化的一种符号表达。唐卡实际上一个庞大的符号象征体系。“藏族人民生活在完全受藏传佛教影响、教化的世界当中，其思想观念完全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厚影响，而作为表现藏族人民世界观的绘画——唐卡也蕴含着藏族人民的宇宙观。唐卡所体现出来的不同菩萨、大师、法王、度母、天女、动植物等，其实都是在藏族人民所认可的宇宙象征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图像化的，这些图案大部分为藏汉古文化的传统装饰图案或者是尊崇为吉祥物图案，都有其第二语言即新的含义，它们把人们的理想、向往寄托或借托于大自然，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慰，由此形成的潜意识文化久久流传，并普及在民族文化中。”[21]在热贡地区，佛教信教群众几乎家家户户有唐卡，唐卡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慰藉心灵的精神食粮，也是画师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艺。如今唐卡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是热贡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唐卡文化产业已成为热贡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在一定的社区内，唐卡这种精神符号已经组成柯林斯所说“互动仪式链”，即经由具体情境中个人之间的不断接触而延伸，形成了人际交往的链条，构成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基础的一部分。（三）作为“技艺”的文化产业前文已讲到文化产业具有双重性，即文化性和精神性。换句话说，文化产业既是历史记忆，也是谋生技艺，以记忆传承技艺，以技艺延续记忆，二者相辅相成。如青绣是青海各民族民间传统刺绣产品的总称，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已成为象征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用共享的重要文化符号。[22]青绣“针法繁多，色彩艳丽，风格古朴，应用广泛，是青海各族妇女世世代代传承的民间手工艺。其中土族盘绣、湟中堆绣、贵南藏绣等先后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极大推动潜力”。[23]在当前形势下，青绣作为一种传统技艺，已成为手工技艺者发家致富、自我发展的路径和抓手，而青绣产业业已成为青海重要的文化产业之一。2019年8月5日，青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研究“青绣”产业发展工作，会上省委省政府领导提出“让‘青绣’品牌成为展示青海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和特色文化的窗口”“成为广大农牧区妇女巧手脱贫的重要途径”“通过外交部青海全球推介活动等宣传推介‘青绣’品牌”等重要要求。同年9月，青海省政协召开“青海传统民族刺绣的传承发展”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青绣”品牌的打造和提升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在各方努力下，“青绣”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青海省刺绣行业协会成立，对推动青海刺绣行业自我管理、行业自律、行业交流，实现青海刺绣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二是刺绣企业初具规模，形成特色。西宁湟中马莲花、海东南凉日月、青海古驿，互助素隆姑和金盘绣、循化圣驼、民和银龙，海南布绣嘎玛、五彩藏绣，海北门源红梅民族刺绣等企业，形成家庭式作坊、刺绣公司＋农户、刺绣协会＋农户等发展业态，呈现出相融互动、相得益彰的新局面。三是‘青绣’产业助推脱贫效能显现。2016年以来，全省各地举办各类青绣培训班94期，培训绣工7380余人次。截至2019年8月，全省已建设扶贫车间311个，其中刺绣车间57个，解决了近4000名绣娘的就业岗位，人均收人达到1.5万元以上。”[24]如互助县建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的“盘绣园”，建成扶贫产业园“盘绣”创意产品展示平台，吸引并扶持贫困妇女就业创收，金盘绣公司吸纳的208户建档立卡贫困绣户直接受益；素隆姑公司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为固定绣户，辐射带动全县1000名绣娘，人均月增收1800元以上；民和银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加强对当地妇女的培训，吸纳当地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就地就业，从业人员人均月收人达到2000-3000元。“四是部分绣娘传承能力增强，眼界视野和综合能力不断拓宽，对外交流传播能力得到加强。青海依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州工艺美术学院举办刺绣传承人群培训班，进一步增强刺绣传承人群的传承和实践能力。五是开展刺绣宣传展演，推介青绣品牌，提升了青海刺绣产品的知名度。少量青绣产品打开国外市场，远销日本、东南亚、欧美，深受国外友人欢迎。青海已举办‘民族团结进步’青海刺绣大赛暨精品大展系列活动，展示了‘青绣’的独特价值与无穷魅力，彰显了‘青绣’艺术价值。”[25]由此可见，青绣作为一种技艺，不但延续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不断强化着族群认同和凝聚力，而且成为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经济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人类学视野下青海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相结合文化产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把文化推向市场，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产业文化化是经济社会持续的根本保证，因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社会越发展，经济越发达，文化的作用越突出。”[26]对于青海这个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经济社会滞后的省份而言，发展当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那么推进文化向着产业化方向迈进，与此同时保持产业的文化化特点，是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海文化是西部少数民族汇集起来的文化。世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等，其中土族和撒拉族为青海所独有，是一个民族文化氛围异常浓厚的省份。如高超的手工油塑艺术——塔尔寺酥油花、热贡六月会——虔诚的人们奉献自己的肉体和鲜血取悦山神、充满神秘色彩的舍布齐岩画艺术讲述着高原先民们生活的故事、在高原湖泊青海湖畔或在王洛宾歌声飘过的金银滩夜幕降临时欢腾的锅庄舞、河湟回族的“熬茶”和“三泡台”、土族於菟、黄南藏戏、和日石刻技艺、土族婚礼和宴席曲、独特的青稞酒酿造工艺等，这些都是一道道亮丽的青海文化风情线，具有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巨大潜力。在现阶段，青海文化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但从全国范围内看，真正做大做强的文化产业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如青稞酒文化产业、热贡文化产业、土族风情园等，其他的多是小范围的闭门造车且没有形成规模。因此，不遗余力地推进青海文化的产业化，是当前青海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中之重。另外，青海省要想在文化产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并持续发展，必须立足文化战略，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即推进产业的文化化建设。没有文化牌，文化产业便没有了灵魂和生命力，即便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在竞争中走向衰落。产业文化化，顾名思义就是要挖掘产业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创意手段，不断提升产业的文化品位和时代适应性，以保持产业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换句话说，我们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只要通过用心的文化创意，就可以把它包装成气质独特、特立独行的文化产品，也许不是美轮美奂，但胜在有内涵且独一无二。民族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更需借助创意活动，使其超越原本的价值，从而衍生出巨大的文化创意附加价值，一些景点比较单调，可提升其文化内涵，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一些歌舞表演也可通过创意设计，提升表演的意境和文化价值。（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产业与旅游扶贫融合发展青海省诸多区域处在古丝绸之路的沿线，是一个多民族文化汇集交融的民族走廊，可以说具备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天时”和“地利”。不仅如此，青海省汇集了我国众多的穆斯林人口，其与中亚的穆斯林民族有文化、宗教信仰上的亲近感，他们“沟通民心、以文化人的作用不可小觑”。[27]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好时机，青海省要深入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内涵，“按照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部署，依托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调动各方力量，推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28]众所周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旅游的追逐，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日益紧密。云南省近些年无论是致力于已经较为成熟旅游业的持续繁荣，还是大力发展新兴的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效，特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进入了融合共赢的发展阶段。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青海省应立足本土资源，以文化建设为契机，以文化深化旅游业，以旅游业促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对于青海贫困地区而言，要充分发挥特色文化产业在脱贫攻坚战略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依托其民族特色文化、乡土文化以及“非遗”文化，鼓励贫困人口参与民族手工艺品的制作、参与到民间演出和乡村文化旅游的事业中；另一方面要通过相关可操作性的创业帮扶、技能培训等途径，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进一步激发贫困民众脱贫致富的志气和聪明才智，引导他们走向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脱贫路径。（三）特色文化产业区域联动和聚集“区域文化产业往往是在具有文化相关性的区域基础上形成的。它体现为独特性、客观性、主观性、不平衡性和层次性的特点。”[29]一方面，跳出青海看，青海毗连西藏、甘肃、新疆和四川等省区，兼具地域民族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和互动性的双重特点。“一定区域的人们对区域内或其它区域文化产业的消费需求是建立在上述独特性和互动性的基础之上的。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要突出青海省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风格与特点，也要有效整合利用毗连省区的文化资源，发展与毗连省区文化产业的互动，发挥区域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整体优势，培养具有差异性与互补性的文化产业，将区域优势文化资源发展成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资源，形成‘大一体’和‘小特优’的文化产业区域联动发展模式。”[30]另一方面，从青海省内部看，2018年1月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发展规划及行动计划（2018—2025）》，提出以“一核引领，两区联动，五带辐射”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宁市作为青海省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引领，以河湟文化和昆仑文化形成区域性联动，辐射到地方各州县。如今西宁的湟中区鲁沙尔镇、城南新区、海湖新区、生物园区等地区已经形成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和丝绸之路人文交流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刺绣、堆绣、石艺画等产品受旅游市场青睐，形成了河湟文化产业集聚区。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尖扎、泽库等地的唐卡、泥塑、堆绣、石雕等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形成了热贡文化产业集聚区。但从整体上看，从长远看，青海省内没有被挖掘出来的文化资源、没有被开发的文化产业、没有被做大强做强的文化品牌还有很多，即使与西北五省相比，西宁市作为多元文化融汇的城市品牌还没有显著形成，昆仑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较为缓慢……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青海省既要充分利用与毗邻省区的文化产业互动，也要突出本省文化的特点和优势，实现特色文化产业区域联动和聚集。结 语文化产业是一种绿色环保、附加值高、利于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可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的可持续新兴产业，被公认为是“21 世纪的朝阳产业、黄金产业、绿色产业”和“21 世纪的最后一块暴利蛋糕”。青海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资源和地理优势不言而喻，但从总体上看其民族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布局分散且不成规模，多数是小县城、小范围内的闭门造车，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品牌和知名度。当前，“一带一路”的倡议是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无论是土族文化，还是穆斯林文化、藏族文化，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道道亮丽风景和彩色名片，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社会发展的生生不息的源泉。我们要抓住时代赋予的新机遇，加强对地缘相近、文脉相承区域的特色文化产业的统筹协调，将过往零散分布的各个县城的文化产业整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特色文化旅游区域、特色文化产业间的合作机制，盘活西北地区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全力打造一条以文化促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带、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参考文献：[1]马翀炜，晏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产业[J].思想战线，2010，（5）.[2]马陶然.借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进青海文化产业发展[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3]罗赟敏.青海省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融合关系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6）.[4]王艺霖，赵治中.青海省文化产业研究现状综述[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5，（10）.[5]王琼瑶.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1，（3）.[6]马进虎，胡芳，毕艳君，杨军.青海文化产业构建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08，（4）.[7]崔永红，阎瑜，胡芳.关于青海文化产业的思考[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3）.[8]http：//www.huangnan.gov.cn/Html/Contents/1719/92518.html[EB/OL].[9]唐玉萍.西部民族旅游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研究——以云南丽江为例[D].云南师范大学，2007.[10]http：//www.huangnan.gov.cn/Html/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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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统计 网址: http://qht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34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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